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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州的這所百年名校,是否曾為你留下歡樂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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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2-13 10:13:00 來源:微觀宜州微信公眾號 作者: 編輯:蘭媛

    在我們宜州,有一所創建于1902年的百年名校。一百多年來,她雖然歷盡滄桑,數易校名,卻也陪伴著許許多多宜州人走過了童年的時光,在他們心中留下了一生一世都不能忘卻的歡樂與夢想。她,就是宜州市實驗小學,以前的以前,曾叫作“宜山縣小學”,老輩的宜州人都稱她為“縣小”。

   我們的縣小

譚為宜

    老宜山像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日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老宜山又像一壇陳年佳釀,愈窖愈香,愈飲愈醇。于是我們便會常常翻看已泛黃的史頁,品味歲月的滄桑。

    “老宜山”在回味自己的歷史時,總是帶著一種坦然的滿足、淳樸的滄桑,盡管當年遠沒有今天的繁華,卻有小城的恬靜與愜意,于是話題就離不開“十字街口”,他們會談到十字街口的美食,會說出一串串活在大家口里,盡管并不是什么有過豐功偉績的人,說到激動處就會濺起唾沫星子,嘴里仿佛還咂摸著藍二孃的米粉或勝華章的云吞了。
 

 

宜山縣小學。(別驚奇了!明著告訴你,就是電腦合成的。)

    十字街口是當年慶遠鎮的中心,從十字街口往東是民主街、文廟、宜山一中、東門樓、標營;往南是共和街、新市場、關口;往西是建設街、工人俱樂部、火車站;往北是和平街、縣小、北門樓、公路,公路下面便是滔滔的龍江河了。

   和平街未出北門樓之前的縣小,在當時是鼎鼎有名的,現在叫宜州市實驗小學,建校于1902年,最初是慶遠中學堂的的附設小學堂,曾用名“閑存”、“模范”、“表證”、“縣立小學”等,解放后開始叫慶遠鎮小學,50年代末叫慶遠鎮第二小學,1963年改叫宜山縣小學,文革期間改為宜山縣第二中學,文革結束后,恢復為小學,于1985年改為實驗小學至今。

 

宜山縣實驗小學。

   1950年,我父親從湖南老家赴北京新法學研究院學習,結束后安排到廣西高等法院工作,后被派到宜山專區清理積案,我母親就從湖南來到了宜山隨夫,她是新中國這個小學最早的老師之一。后來的我也是在這所學校啟蒙的,正好是“宜山縣小”時期,在我的履歷中,這里是我惟一受到全日制學校教育的地方,這里有我最初的人生經歷,是后來崢嶸歲月的發源地,那么宜山縣小(按我當時的稱呼)在我的印象中也可謂刻骨銘心了。

    我曾經跟同學討論過,宜山縣小的標志是什么?是紅樓?是大榕樹?或者還有其他?

    紅樓正好在學校的中央。是在日寇占領宜山時修的碉堡上加了一層,也算是廢物利用了。下層是縣小的總務處,樓上才是我們所說的紅樓。紅樓名副其實,外墻抹了一層紅灰,一走進校門,就能看到掩映在大榕樹茂密枝葉中的紅色建筑。紅樓小巧玲瓏,但熠熠生輝,在縣小的學生眼里,這里是個很莊嚴很神圣的地方,二樓的門上掛著兩塊牌子,一塊是“宜山縣小少先隊大隊部”,一塊是“宜山縣小圖書室”,現在還記得,我除了上去借過書,有一次還在上面參加選拔出報員,也就是學校挑選黑板報的書寫員,一些字寫得好的同學參加競選,我是其中一個幸運兒,因為幾歲的時候母親就教我寫毛筆字,母親小時候讀過私塾,寫得一手好字。

當年的紅樓和大榕樹。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是教師的兒子受到優待,還是每個同學都是平等的,圖書室藏書并不多,也就幾個書柜,但我卻在這里借閱了不少的書,主要是一些“紅色經典”——那時號召讀“紅書”,比如《紅巖》、《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剛》、《敵后武工隊》、《紅旗譜》等,還有就是《十萬個為什么》、《安徒生童話》。至于《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則是借了同學的書。我于是很可憐我的孩子,她眼看就小學畢業了,我還從來沒見她借閱過這些經典小說,課余時間幾乎都用于完成作業了。

    紅樓還是學校的廣播室,我就曾被班里推薦去競選廣播員,現在想來我當時并未播過音,大概沒選上。

    紅樓磚砌的樓梯護欄寬約30多公分,頑皮的膽子大的男生就喜歡把這當滑滑梯,從上往下滑,一溜就到了樓下,滑得水泥面光滑透亮的。當然這是學校不允許的危險行為,只能偷偷地玩,老師見到了是要批評的,因為就曾有人不小心從上面摔下來過。

 
 

第一、第二屆紅領巾藝術節。

    如果說紅樓像一位可敬的長者,大榕樹則如一位親密的老友。

    大榕樹其實就挨著紅樓,像一對不離不棄的摯友,或是熱戀中的情人。大榕樹的年齡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想至少有上百年的樹齡了吧,蓊蓊兮如傘蓋,蒼蒼兮似盤龍,下一些小雨站在大榕樹下就淋不著,虬狀的枝干經常吸引一些小男孩爬上去炫耀自己的爬技,我試過幾次都只能在較低的層次打住了。

    我們最喜歡的是大榕樹下面一張用幾塊平整的大青石板拼作桌面的乒乓球臺,十分堅固,彈性也很好,比起那些脫了面漆滿是裂縫的木桌要好得多,它是下課后乒乓球愛好者的首選,有時會為此鬧到互不相讓的地步,僵持到上課鈴響才賭著氣散去。

 

慶祝元旦迎春歌詠比賽。

    大榕樹下是個操場,是全校最開闊的地方。學校做操集會也是在這兒。記得有一次我利用星期天到火車站去做好事,接送了一位老太太回到民主街,那時學雷鋒做好事是不留名的,但我真希望有老師看到我做好事了,哪怕是一位同學看到也好,但一直沒遇見。星期一早操后集會,韋校長站在青石板乒乓球臺上訓話,專門表揚了我,我真是高興極了,我朝臺上望去,蒼翠的大榕樹背景下的韋校長多么高大。但至今我沒弄明白,韋校長是怎么知道這件事的?

   記得大榕樹的一個較低的枝椏上掛著一截鐵軌,是用于上下課敲響的,上面擰螺絲的小洞被一根很粗的鐵線穿過掛到樹杈上。這就讓我想起敲鐘的李叔了,李叔不茍言笑,兩個耳朵常常塞著棉花,年復一年地準時的來到榕樹下敲響那清脆的鐘聲,有時我們貪玩,或者一局乒乓球沒結束,不愿停下,他會把我們往教室里攆,然后才重重地敲響了上課鈴,接著又挑著一擔被開水燙得發白的木桶去給每排教室過道上的開水桶里添加開水。他好像還兼著清潔工,印象中他成天就沒歇過。后來學校用上電鈴了,只是偶爾停電了,才能看到李叔敲鐘的身影。

 



這是在平整校園場地?

    我不知道這棵榕樹屬于哪個亞種,它在夏季時會長出一種我們叫做“酸哶”的東西來,應該是樹的嫩芽,要不就是它的花瓣,淺黃色,有點像玉蘭花瓣,但沒有香味,味道就是一味的酸。在那個饑餓的年代,只要是吃了不會有生命危險,大家都會津津有味地品嘗。一般它會自己掉下來,但有的嘴饞的同學等不及,就用小石子往樹上扔,把它砸下來。終于有一次出事了,一天中午,一位姓吳的同學在樹下正砸著“酸哶”,通常午睡的時候很少有人會走到樹下來,偏偏這天李叔從下面走過,他是想來制止吳同學的,誰知石頭掉下來不偏不倚正落在他的左側頭部,鮮血直流,吳同學嚇得拔腿就跑,李叔也沒追。到了下午,還是有人告訴了班主任,吳同學在班上作了檢討,還保證再也不砸“酸哶”了。



今天的校園。

    縣小有三排教室,那是學生們的家,從南往北,以正中一條縱貫的過道分成了六個區,我想這是設計者有目的的設計,剛好對應分成六個年級,每個年級應該是三個教室。從南往北依次是低年級到高年級。每當說起自己班上的教室時我們總是以主人公的口吻說“這是我們班教室。”雖然每升一個年級就要換一次教室,到小學畢業每個學生就會有六個“家”了。

    第一排教室的西頭有一幢平房,背靠背的兩排,是一些年輕老師的宿舍,每戶只是一個單間,生火只能在走廊里。再往南就是學校的食堂和澡堂和西閘門。



今天的校園。

    在我的印象中食堂炊事員先是張二奶,爾后是朱爺。張二奶會一邊做飯菜、刷鍋一邊唱著山歌,她年輕時一定是個好歌手;朱爺則喜歡在晚餐時打二兩酒,稱二兩燒豬肉,不吃飯,就用那沒牙的牙床去磨燒豬肉,然后用酒津津有味的送下,我們去食堂打飯晚了才能碰上他就餐,這時就會十分羨慕的看著,想著有一天自己老了也要這樣享受生活。

    那時每年縣里都要召開三級干部大會(縣級、公社級和大隊級,公社和大隊相當于今天的鄉和村),都會請縣小的炊事員去為大會做飯菜,可見他們是宜山的名廚。名廚當然星期天是要休息的,因此每當星期天就由年輕老師輪流做飯,記得有一次輪到上體育課的韋老師,他給每人買了一兩肉,剁碎燉成肉湯。星期天要改善伙食,晚餐的菜金是一毛錢,而豬肉是8毛錢一斤,一兩就是8分錢,加上油鹽、蔥姜和柴火費每人大致就是一毛錢了,且味道很好。



實驗小學舊校門,新校門正在重建。

    我母親是縣小最早的老師之一,我們家開始是住在學校正門南側的土胚房里,隔幾間就是學校早年的食堂。我在這屋里最深的記憶就是幼兒時,我的祖母還在,大約兩三歲的時候,有一次跌坐在火盆里燒了屁股,是一位年輕老師把我扛在肩上,快步跑到出校門往左20米開外的小診所里上藥,至今屁股還有疤痕。

    我們住房前有一棵梧桐樹,樹干上被一些孩子殘忍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小時候我還吃過樹上的梧桐子,那梧桐子好像是長在葉緣上。再往前是學校的辦公室,老師們是按年級組來擺辦公桌的。我們這些老師的孩子偶爾會趁老師不在里面的時候進去好奇地看一看。記得里面還有一間類似倉庫的小房子,里面有一臺留聲機,有一次父親回來,母親到里面放了一首樂曲,當時并不覺得好聽,后來才知道是一首廣東音樂名曲《步步高》。



2017年,我們畢業了。

    幾年后老房子拆了,我們家搬到了校園東面的四方格子的新宿舍里,剛好是四家,分別是李老師、秦老師、嚴老師和我們家。這樣一來,我和姐姐、哥哥不管是上學、去食堂、上街,幾乎都要從紅樓和大榕樹下走過。因此我說是紅樓、大榕樹伴我度過了難忘的童年,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大約在1965年前后,有人提供了一個信息,大榕樹下的操場下面有一個民國時期的地下室,于是學校組織人來挖掘,果然挖出一個寬約兩三米,長約十多米,高兩米的地下室,清理后我也曾好奇地下去看過,空空如也。據說挖開后只撿到一枚國民革命軍海軍的徽章。于是將之填實,恢復原狀了。

 

但是,我們不分離,夢想不散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母親被遣返湖南老家,這一走就是13年,當母親獲得平反帶著我從湖南再回來時,縣小在文革時已經改為二中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恢復為小學。有一天我終于進到縣小去探望這位日思夜想的親人的,所幸的是那時紅樓和大榕樹還在,我們家住過的房子也還在。

    但這是個變化的時代,變化之快令人炫目。現在縣小的紅樓和大榕樹都消失了,我開始擔心記憶是否也會被抹掉。以后的人是否還能夠憶起這些來?真還難說。于是我把它記下來罷。

 

    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縣小”,這就是我們共同的“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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